那些支持身份证检查、摄像头、数据库、数据挖掘和其他大规模监控措施的人，对隐私权倡导者最常见的反驳就是这句话：”如果你没做错事，你有什么好隐瞒的？”
一些聪明的回答“如果我没做错事，你就没有理由监视我“，”因为政府有权定义什么是错的，而且他们一直在改变定义”，”因为你可能会利用我的信息做错事”诸如此类的调侃–尽管它们是对的–我的问题在于，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前提，即隐私是为了掩盖错误。其实不然。隐私权是与生俱来的人权，也是维持人类尊严和尊重的必要条件。
有两句谚语说得最好：Quis custodiet custodes ipsos？（”谁来监督监督者？”）和 “绝对权力绝对腐败”。
红衣主教黎塞留深知监视的价值，他曾说过一句名言：”如果有人给我六行由最诚实的人亲手写下的字，我就会从中发现一些东西，把他吊死。”观察一个人足够长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一些可以逮捕或勒索的东西。隐私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隐私权，监控信息就会被滥用：用来偷窥、卖给营销人员、监视政敌–不管他们当时碰巧是谁。
隐私权保护我们免受当权者的滥用，即使我们在被监视时没有做错任何事。
我们在上厕所时并没有做错什么。当我们寻找私人场所进行思考或交谈时，我们并没有刻意隐瞒什么。我们写私人日记，在淋浴时唱歌，给秘密情人写信然后烧掉。隐私是人类的基本需求。
隐私权将面临不断攻击的未来对《宪法》的制定者来说是如此陌生，以至于他们从未想过将隐私权作为一项明确的权利提出来。隐私权是他们与生俱来的崇高品质和事业。当然，在自己家中被监视是不合理的。在他们那个时代，监视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在绅士中是不可想象的。你监视的是罪犯，而不是自由公民。你统治着自己的家。这是自由理念的内在要求。
因为如果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被观察，我们就会不断受到纠正、评判、批评，甚至剽窃我们自己独特性的威胁。我们变成了孩子，被束缚在监视的目光之下，时刻担心–无论是现在还是在不确定的未来–我们留下的模式会被现在关注我们曾经私密和无辜行为的任何权威带回来牵连我们。我们失去了个性，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可以被观察和记录。
在过去的四年半时间里，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曾在交谈中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窃听而停顿下来？可能是电话交谈，也可能是电子邮件、即时信息交流或公共场所的谈话。也许话题是恐怖主义、政治或伊斯兰教。我们会突然停下来，一时担心自己的话会被断章取义，然后嘲笑自己的多疑，继续说下去。但我们的举止已经改变，我们的话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当我们的隐私被剥夺时，我们就会失去自由。这是前东德的生活，也是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伊拉克的生活。这也是我们的未来，因为我们允许不断侵入我们的个人隐私生活。
即使我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们也应该捍卫隐私。
作者：布鲁斯-施奈尔